夏承焘早年从事词的考据之学，中年以后转入词的批评之学。他的考据成果如《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论丛》等著作，代表了20世纪词人谱牒之学、白石词乐之学与声韵之学的最高成就。他的批评成果如《月轮山词论丛》和《词学论札》所收录的相关文章，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考据之学到批评之学，体现了夏承焘在研究方法上由“词内看词”到“词外看词”的重要转变。他的“词内看词”表现为对词的字、句、声、韵、调、体式、版本等的校勘和考订；他的“词外看词”则表现为诗词之比较、词文之对读、词作与词论之互参，以及由作者的时代、环境、遭遇、个性、政治倾向、生活态度、文学观念，考察作品的思想、情感、表现形式与风格等等。“词内看词”与“词外看词”各有优点和局限，夏承焘的过人之处是能把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夏承焘的词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考据之学，一是批评之学。其中考据之学又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词人谱牒之学，一是词乐与声韵之学。
　　
　　一、词人谱牒之学
　　
　　夏承焘在词人谱牒之学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唐宋词人年谱》。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
　　《唐宋词人年谱》十种十二家，予三十前后之作也。早年尝读蔡上翔所为《王荆公年谱》，见其考订荆公事迹，但以年月比勘，辨诬征实，判然无疑；因知年谱一事，不特可校核事迹发生之先后，并可鉴定其流传之真伪，诚史学一长术也。时方读唐宋词，因翻检群书，积岁月成此十编。其无易安、清真、稼轩者，以已有俞正燮、王国维及友人邓广铭之论著在；鄙见足为诸家补苴者，别具于《唐宋词系年总谱》中(《系年总谱》将另出)，此不赘及。琐琐掇拾，聊为初学论世知人之资。
　　在夏氏1928年8月开始撰写《唐宋词人年谱》之前，这类考证词人行实的著作已有俞正燮的《易安居士事辑》、王国维的《清真先生遗事》以及冯沅君的《周草窗年谱》、《张玉田年谱》等。梁启超作《辛稼轩先生年谱》与夏承焘作《唐宋词人年谱》是同时进行的。至于邓广铭的《辛稼轩年谱》，则迟至1947年才正式出版。夏承焘不是词人谱牒之学的创始者，但他在这方面的成果是最为丰硕、也最为扎实的。
　　夏承焘作词人年谱有一套独到的方法，这就是：“先作一篇事辑，世系、交游、著述，皆人事辑中”。例如他作《梦窗行实考》(原名《梦窗年谱》)，就包括“生卒考十四页，行迹考六页，交游考十七页，余记(考官职、考悼亡)四页，约万字，费时十三日”。这个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示范意义。
　　《唐宋词人年谱》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取材丰富。仅直接引用的书目就多达329种。所谓“旁搜远绍，匡谬决疑，遂使谱主交游经历，朗若列眉，为后之论次词史者辟其疆理，俾得恣采伐渔猎其中，岂独备博闻之资而已”。二是态度严谨。作者自云：“平生治学，虽小节亦不肯轻易放过，此足自慰，亦甚自苦。”《唐宋词人年谱》的写作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其实作者所撰词人年谱远不止这10种12家，据《天风阁学词日记》载，他还做过范成大、朱敦儒、王衍、孟昶、和凝、孙洙、张孝祥、刘辰翁、郭应祥、王结、刘将孙、王奕、赵文、吴存、黎廷瑞、蒲道源、段克己、成己、王义山、蔡松年、蔡圭、党怀英、任询、李献能、赵秉文、陆游等二十多人的年谱，但由于不够成熟，最后都没有拿出来发表。即如《唐宋词人年谱》一书所收的《周草窗年谱》早在1928年9月12日就开始编写了。1929年11月20日，夏承焘读到冯沅君的《周草窗年谱》，发现冯氏未见《草窗韵语》一书，而自己的旧稿则比冯作多了七八条，仅此一项，就已经胜过冯作了，但他并不满足，而是不断地补充，不断地修改，直到1955年10月22日才定稿，前后历时27年，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又如《温飞卿年谱》早在1929年5月就脱稿了，但由于其生卒年无法确定，临到1955年正式出书时，他又将“年谱”二字改为“系年”。关于姜白石和吴梦窗，这是他用功最多的两位谱主，有关他们的考证文章就写了好多篇，也是由于不能确定他们的生卒年，而只能述其行实，所以在最后出书时，都由“年谱”改成了“系年”。三是考证精确。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仅以《冯正中年谱》为例。前人论冯正中词，往往谈到他的为人，除冯煦之外，多认为其为人不足取。夏承焘通过细读《阳春集》和《南唐书》，以为冯煦阿其宗人，原不足取，而张惠言、陈廷焯惑于南唐朋党攻伐之辞，斥其专蔽固嫉，亦属过诋。于是“排比正中行年，并考南唐孙晟、宋齐丘党狱之曲折，偶亦订正《通鉴》及马、陆两家书之失照”，不仅纠正了张、陈诸家之偏见，于治南唐史者，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宋词人年谱》于20世纪30年代以单篇形式在《词学季刊》上发表时，即得到词学界的高度评价。《天风阁学词日记》1936年11月19日载：“接叔雍(赵尊岳)函——许予词人年谱前无古人。”。至20世纪50年代结集出版后，更是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推崇。如《天风阁学词日记》1955年12月25日：“得顾肇仓(学颉)函，谓词人十谱乃前人所未为者。”1955年12月27曰：“于心叔处见程千帆函，谓词人十谱为自有词学以来未有之著作。”1956年3月20日：“天五示浦江清信，谓词人年谱到北大书亭时，中文系抢购。”

当然，人们在充分肯定《唐宋词人年谱》的诸多优点的同时，也提出了若干批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该书对与词作本身有关的社会政治、经济史料关注不够，这就影响到对作品的认识和研究。如《天风阁学词日记1955年1月21日：“得榆生函，谓钱伯城君嫌词人十谱与词之本身发生关涉之资料尚感不足。”1956年4月19日：“步奎示予推荐词人十谱一文，文末指出此书缺点，一为探研社会史实不深……”1956年7月18日：“《文艺书刊》第六期，载榆生介绍词人十谱一文，提四优点之外，提四缺点：一，忽略社会经济情况，影响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对于这个意见，夏承焘是表示认同的，他曾经拟定过一个改进的方案。如《天风阁学词日记》1955年9月10日：“作函与新文艺出版社钱伯城……附去《唐宋词系年总谱》稿样，分四格：一，作家行实；二，作品可考年代者；三，各种文学艺术有关词学者；四，政治经济大事对词有直接间接影响者。告一年内可整理增辑完成。”遗憾的是，这个《系年总谱》(又名《词林系年》)至今尚未面世，我们还看不到改进之后的真实情况。
　　除了《唐宋词人年谱》，夏承焘还拟定了一个《词人年谱续编》的编写计划。如《天风阁学词日记》1964年8月9日记：“《词人年谱续编》拟目如下：一，柳三变系年。二，东坡词事系年。三，苏门词事系年(黄、秦、晁、赵、毛)。四，李清照年谱(王仲闻、黄盛璋合抄)。稼轩词事系年(义江)。五，大晟乐府作家系年。周美成年谱会笺(陈思、王国维)。六，张于湖年谱。七，张芦川年谱。八，胡邦衡年谱。九，陈龙川词事系年。十，刘后村年谱(张荃)。十一，刘辰翁年谱。十二，王碧山年谱(属常国武作)。十三，赵青山年谱。十四，张玉田年谱(冯沅君)。”这个《词人年谱续编》原是可以先于《系年总谱》而问世的，但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写作被迫中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作者基本上放弃了学术研究。
　　词人谱牒之学是词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在于：(1)通过考证和鉴别，判断有关史料和作品的真伪；(2)通过排比史料，梳理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与有关作品的写作背景，展示词人的人生轨迹、创作历程及风格演变；(3)通过叙述词人的家世与交游，勾勒词人生存和创作环境的大致轮廓。词人谱牒之学所使用的那种点线结合、纵横结合、文史结合、内证与外证结合、作家本体与作品本体结合的方法，是传统词学走向现代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虽然还有某些不够完善之处，但是就其学术意义和研究方法来讲，它在词人谱牒之学的研究史上无疑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成了词学研究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之书，也成了人们撰写同类著作的一个样板。
　　
　　二、词乐与声韵之学
　　
　　夏承焘的词乐之学，包括对姜白石词谱的整理和破译，对宋燕乐调法、徵角调、调名体系等重要问题的阐释，以及对旋宫转调、八十四调、二十八调、十七宫调等问题的考证等等，他在这方面的成果大多体现在《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白石诗词集》(校辑)、《词源注》等专著和《姜白石词谱与校理》、《白石十七谱译稿》、《白石道人歌曲校律》、《姜夔词谱学考绩》等论文中。
　　夏承焘在词乐研究方面最为人称道者，是对姜白石词谱的整理和破译。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有自度曲17首，自注旁谱，是流传至今唯一完整的宋代词乐文献，然不注律吕而注当时俗字谱，与现今的工尺谱同系而异体，元、明以来，无人能解。清人方成培、戴长庚、陈澧等据《朱子大全》所载谱式，译为工尺谱，张文虎又重加订正，已得十之七八。夏承焘尝言：“张文虎后，于《姜谱》重有发明者，推近人嘉兴唐兰。”然夏氏于唐氏之说，亦多有不认同者。故时人多以夏氏为集大成者。他的贡献，就是将17首姜夔自度曲全部译成现今的工尺谱，使这份唯一流传下来的宋代音乐文献得以昭示于世。王延龄指出：
　　虽然，这项破译是吸收了古代、近代和同代中外学人的成果，引用了近代的考古学新发现和传于国外的古籍文献，但先生的考证发明，折冲论断，则是大成之集，从而为近年来继续研究的新进展奠定了基础。夏先生这项破译的秘钥有三：一为文献校勘学的功力，二为词学的根基，三为科学乐律理论的掌握。唯其全此三科条件，才能总结众议立为定论。破译的工作以谱字的对译为基础，通过与朱熹《琴律说》、张炎《词源》、陈元亮《事林广记》以及敦煌手谱、日本所传唐谱作文字对勘，各个击破，从而认准白石词的草字旁谱乃即“合、四、一、上、尺、工、凡”等工尺谱之谱字，翻译了“无人能辨其似波似磔，宛转欹斜，如西域旁行字者”(《四库提要》)的白石谱字。其精妙者如对“勾”字的考证，夏先生据字形和谱字序列定为“上和尺之间的一个半音”，这和日人林谦三氏据印度律解释“勾”字即应声，是一个转调用的临时音的说法正是冥若符合。(林说见《隋唐燕乐调研究·勾字应声说》)破译工作的第二步是由所译得之当时工尺谱对换得律吕，再结合原已标记之宫调而对换得宫商字谱，再由宫商字谱对换成现今工尺谱和通行的简谱。(曾按：第一、二步所用之方法，系陈澧《声律通考》之十所总结，唯夏氏所用对勘材料更为丰富，辨认更为细致和精确)这一步的对换，不是文字符号的死板移位，其某律换成某音则隐蔽着律高、调式、调法等基本乐理问题在内。破译的第三步是结合词的分句、分片、对偶等格式和平仄四声的韵律，勘定谱字的正误和原曲的声情节奏，这其中包含的是文学和语言的理论和技术。经过这三个步骤的破译，死的音谱方始复活成了有生命的音乐。夏先生曾说明所译尚未尽善，特别是节拍未能全部译出。但即使如此，这项破译也是百年来燕乐谱学的重大突破。
　　夏承焘的白石乐学系列成果问世之后，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天风阁学词日记》1936年12月26日载：“接益藩片，索白石考各种，谓吴瞿安在中央大学讲词，许予治白石为今日第一人。”1961年5月30日载：“柔庄二十八日函，转来日本林谦三自奈良所发信，谓二十余年前即见予《白石歌曲旁谱辨》及《校辨法》，尝手写予全文藏之，谓今人研究白石旁谱者皆以予所作为基础。”夏承焘本人对此也是非常自信的。《天风阁学词日记》1943年1月4日写道：“发陈从周杭州书，嘱抄白石词各稿改易各条。世乱不可知，予写一别本藏之，以防散失。平生著述，此为最精。”

　　夏承焘在声韵之学方面也颇多创获。过去有些词家如张炎、杨缵等，主张填词必须与宫调声情相合，必须依月用律等等。夏承焘通过细勘柳永、周邦彦等“深解词乐者”标明宫调之词，发现“宋人填词，但择腔调声情而不尽依宫调声情”；而所谓“依月用律”，亦不尽然。他指出：“张炎《词源》‘五音宫调配属图’，以八十四调分属十二月，如正月用太簇，二月用夹钟等，盖借古乐装点。今考周清真《片玉集》，前六卷分四时编次，以其宫调核对时令，符者仅七首。”即以张炎本人的词集为例，“校其时令，则仍十九不合”。盖宋词以哑筚篥和唱，不用中管，若依月用律，则有五个月之词不可歌。
　　夏承焘在字声研究方面最为细致。自万树《词律》强调严守四声之说，后之词家或奉为准绳，不敢违越；或病其拘泥，欲一律摧陷之。夏承焘认为：“词中四声，前人无多发明。”于是细检唐宋人词集，历考字声演变之过程。他发现：“自民间词人士大夫手中之后，飞卿已分平仄，晏、柳渐辨上去，三变偶谨入声，清真益臻精密。唯其守四声者，犹仅限于警句及结拍，自南宋方、吴以还，拘墟过情，乃滋丛弊。逮乎宋季，守斋、寄闲之徒，高谈律吕，细剖阴阳，则守之者愈难，知之者亦鲜矣。”为此他明确地表达了关于四声问题的意见：“吾人在今日论歌词，有须知者二义：一日不破词体，一日不诬词体。谓词可勿守四声，其拗句皆可改为顺句，一如明人《啸余谱》之所为，此破词体也，万树《词律》论之已详。谓词之字字四声不可通融，如方、杨诸家之和清真，此诬词体也。过犹不及，其弊且浮于前者。盖前者出于无识妄为，世已尽知其非；后者似乎谨严循法，而其弊必至以拘手禁足之格，来后人因噎废食之争。是名为崇律，实将亡词也。”他的这个意见，客观、公允，被词学界人士奉为定律。
　　夏承焘对词的格律问题也做过相当全面而细致的考察，曾计划写一部大书，名为《词例》。据《词学季刊》创刊号《词坛消息》介绍，此书约分字例、句例、片例、辞例、体例、声例、韵例诸项。作者自谓：“《词律》究一词之格律，此书将贯全宋、元词为一系统。”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没有最后完成。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词律三义》、《“阳上作去”、“入派三声”说》、《词韵约例》、《唐宋词字声之演变》、《犯调三说》、《填词四说》等论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已足以令人服其周详与精确。
　　
　　三、词内看词与词外看词
　　
　　夏承焘的词学成就主要在考据之学，他的《唐宋词人年谱》和《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以及收录在《唐宋词论丛》里的《词律三义》、《唐宋词字声之演变》等论文，都是前无古人的，他早年也曾以此自信，可是到了晚年，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似乎不太看重考据之学，而更看重批评之学。1978年5月，他在《月轮山词论丛》一书的“前言”中说：
　　我二十岁左右，开始爱好读词，当时《疆村丛书》初出，我发愿要好好读它一遍；后来写《词林系年》、札《词例》，把它和王鹏运、吴昌绶诸家的唐宋词丛刻翻阅多次。三十多岁，札录的材料逐渐多了，就逐步走上校勘、考订的道路。经过一二十年，到解放前后，才开始写评论文字。
　　这种治学方面的流弊，表现在我这本集子的几篇校勘、考订文章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因小失大。在那三十年间，我的主要工作是《词律》、《词例》的探索和《词林系年》的编纂，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几篇校勘、考订文章只能算是副产品。我的校勘工作只是酌量一字一句的异同，我的考订也不出对作家作品一些琐节碎义的爬梳和关于几本词书真伪问题的探讨，而对于词这种文学的发展趋势和作家作品的时代意义、所反映的阶级本质等等，却很少触及和阐明。
　　解放以后，由于朋友的鼓励和教学的需要，我开始试写几篇作家作品论。我的文艺理论知识很浅薄，所以这几篇词论大都只是以资料作底子，以旧时诗话、词话镶边。论李清照、陆游、辛弃疾、陈亮诸家词往往只肯定他们的作品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而忽视了从今天的社会要求和思想高度揭示其局限，因之便忽视了他们在今天社会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联系他早年在日记里所一再流露的那种“为学不能大处落手”的苦闷，那种“颇思稍稍务其大者”的愿望，以及“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左”的思潮的烟云还未曾散去的学术语境，夏承焘的这些话，应该说是很真实的，虽然也有不少谦抑的成分。
　　事实上，他的考据之学是第一流的，他的批评之学也有鲜明的特色。如果说考据之学是“词内看词”，那么批评之学就是“词外看词”。夏承焘的“词内看词”包括对词的字、句、片、声、韵、调、谱、修辞、体式、版本等的校勘和考订；他的“词外看词”则主要表现为诗词之比较，词文之对读，词作与词论之互参，以及由作者的时代、环境、遭遇、个性、政治倾向、生活态度、文学观念考察作品的思想、情感、表现形式与风格等等。一般来讲，“词内看词”可以把词的某些细节看得很真切，但难免流于琐碎，甚至“因小失大”，看不到词的全貌；“词外看词”可以看到词的全貌，但难免流于疏阔，甚至“大而无当”，经不住推敲和检验。“词内看词”和“词外看词”各有优长与局限，单打一的“词内看词”或“词外看词”都是不高明的。而夏承焘的过人之处就在由“词内看词”走向“词外看词”，进而把这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例如他讲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首先把她的词风归纳为“明白如话”四个字。接着就从“不羁的性格”与“平凡的环境”的冲突这个层面，分析其风格的成因。夏承焘指出：“由于她有深沉的生活感受，所以不需要浮辞艳采”，“由于她有坦率的情操，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隐，所以敢于直言无讳”。然后又参照李清照《词论》，进一步探讨其风格的成因。他通过对文本的考察，指出《词论》应该是李清照早年的作品；认为她后期的创作于她的理论有突破，也有坚持，突破在“故实”、“文雅”、“典重”诸项，坚持在“词别是一家”。凡此，都是“词外看词”之所得，其见解已经超过了前人和时贤。但是夏承焘的考察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有一套最为得心应手的方法，这就是分析李清照词的音律特点。他认为李清照的词除了明白如话的文学语言，还有“明白好懂的音律声调”。他指出，《声声慢》一词一共79字，用舌声15字，用齿声42字，两项加起来占了全词的半数以上。“尤其是末了几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二十多字里舌齿两声交加重叠，这应是有意用啮齿叮咛的口吻，写自己忧郁惝倪的心情。不但读来明自如话，听来也有明显的声调美，充分表现乐章的特色。”夏承焘讲，关于这首词，“宋人只惊奇它开头敢用十四个重叠字，还不曾注意到它全首声调的美妙”。而这一点，乃是“词内看词”的创获。
　　又如夏承焘论陆游的词，把他的诗和词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和比较，指出“陆游的诗，由江西派入而不由江西派出，精能圆熟，不为佶屈槎枒之态，他的词也同此风格”。又把他的文集里那几篇关于词的文字都列出来，一一加以阐述，指出他的文学见解是很有几分重诗轻词的。但是这样也有它的独到之处：“当陆游以他作诗的工力作‘诗馀’时，便自在游行，有‘运斤成风’之乐。这犹之大书家倾其一生精力临摹金石、篆、隶，偶然画几笔写意花草，却更见精力充沛。艺术的境界，有时原不能专力以取，却于‘余事’中偶得之。陆游的词，可说确能到此境地。”夏承焘又言：“若以‘夷然不屑，所以尤高’八个字评陆游的词，我以为却很恰当。‘夷然不屑’不是就内容说，而是说他不欲以词人自限，所以能高出一般词人。陆游的《文章》诗里有两句传诵的名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十个字可以评赞一切大作家的小品。必先有工力深湛、规矩从心的‘妙’手，才会有不假思索的‘偶’得。这是来自学力、才气的交相融会。两宋以来一切大文豪大作家如苏轼、辛弃疾、陈亮诸人的‘诗馀’、‘语业’，大都如此，《放翁词》的许多名作，也复如此。”这一段文字包含了大智慧。像这样大彻大悟的见解，决不是一辈子但知在一字一句之间“琐琐挦摭”的人说得出来的，决不是三家村学究说得出来的，只有能入能出的人，既长于“词内看词”、又长于“词外看词”的人才能达到这个高度。有的人居然讲夏承焘只懂考据之学，不懂批评之学，也不知他所谓的批评之学，究竟是指什么?
　　夏承焘论陈亮的词，则把陈氏的有关政论列举出来，与其词篇对读，指出他的词是与他的政论相结合的。夏承焘说：“陈亮既已以这种种议论为奏议、为书函、为论著，而又以之入词。有的既已人词，而又以之为奏议、为书函、为论著。这样不厌重言累语，正由于他自负‘经济之怀’，不能默焉自已。这是他爱国热情的表现，决不是有意要以文字见异于人，如世所谓‘以诗为词’、‘以论为词’的文人见识。”“陈亮这些政治议论都是明见于他的著作里的，可是从来不曾有人把它列举出来和他的词篇对读。”第一个通过词文对读的方式研究陈亮的人，就是夏承焘。
　　夏承焘对姜夔词风的研究，更是以诗词比较见长。他说：“白石作品，在文学史上的评价是词比诗高。我现在论他的词，可先从他的诗说起。我以为若了解他的诗风转变的经过，是会更易了解他的词的造就的。”“白石的诗风是从江西派走向晚唐的，他的词正复相似，也是出入于江西和晚唐的，是要用江西派诗来匡救晚唐温(庭筠)韦(庄)以及北宋柳(永)周(邦彦)的词风的。”夏承焘的这个观点与缪钺接近，所用方法也是受了缪钺的启发。
　　夏承焘还有一篇很具独创性的文章，名为《楚辞与宋词》，他在这篇文章里比较了《楚辞》和宋词之间的相似点，可以视为“词外看词”的一个代表作。他说：“《楚辞》出于周代的南方民歌，它结合南方的宗教音乐(巫音)，用长短句的形式，表达宛转杳渺的情感，形成一种新诗体。词出于六朝时代的南方民歌(清商乐)，它结合从西北传人的外来音乐，承受了齐梁，尤其是唐代五七言近体诗的成就，产生比前代乐府诗歌更其多种多样的长短句形式。这两种文学产生的情形很相类似，所以即就形式方面讲，词体接受《楚辞》的影响，原是有其先天的因素的。”“《楚辞》作风的特征之一是重暗示、富想象。屈原作品又有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法——也许就是他创始的——是好以女性自比，以女性的口吻诉述自己的心情……这对宋词婉约杳渺风格的形成尤其有很大的关系。”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于从南方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宋词的审美特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词内看词”与“词外看词”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没有“词内看词”的功夫，“词外看词”就会显得空洞浮泛，主观臆断；没有“词外看词”的本领，“词内看词”就会显得琐琐碎碎，了无生气。夏承焘的批评之学之所以能做到断制稳当而又生动有趣，就因为他早年为了撰写词人年谱，考察词乐与声韵，把朱疆村、王鹏运、吴昌绶诸家的唐宋词丛刻细读过多次，并做过许多校勘与考订的工作，在“词内看词”方面当得起“精确”二字；此后，他又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哲学、政治、宗教、美学、心理学、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中外名著，扩大了学术视野，具备了“词外看词”的知识、眼光和本领。虽然他的批评之学始于1949年以后，某些地方也不可避免地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但是就他对作家作品的体认与判断来看，他是较少受到庸俗社会学和“左”的思潮的侵袭的，这不能不归功于他在1949年以前打下的那份坚实的基础。

我的学词经验——夏承焘

关于我的学词经历以及学词心得，六十年代初，曾经在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向研究生们介绍过。我是个天资很低的人，从事教育、文化工作，六十余年间，如果说在学词方面还取得了某些成绩的话，那就是依靠一个“笨”字。我曾经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因此，提起治学经历，还得从这个“笨”字说起。

    我十四岁那年，考进温州师范学校。师校开设课目十几门，我却很早就偏科，对于英、算等学科，常常是临时抱佛脚，采取应付的态度，绝大部分自修时间，都用于读经、读诗文集子。因为自己觉得“笨”，那就必须勤奋。从十五岁到二十岁，是我读书很努力的时期。当时，一部《十三经》，除了其中的《尔雅》以外，我都一卷一卷地背过。记得有一次，背得太疲倦了，从椅子上摔倒在地。我在求学阶段，举凡经、史、子、集，乃至小说、笔记，只要弄得到书，我都贪婪地看。我体会到：如果不刻苦读书，就谈不上治学，谈不上什么科学研究。
    二十岁在师校毕业后，我到北京、西安等地谋职，花费了五、六年时间，进行做学问的尝试。我曾经对王阳明、颜习斋的学说发生了兴趣，在西北大学讲授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准备治小学。后来，我又想改治《宋史》，看了不少有关资料。那时的兴趣很广泛，计划也很庞大，甚至还对古都长安进行了一些实地考察的工作。二十五岁时，我回到温州，那时瑞安孙仲容先生的“玉海楼”藏书及黄仲弢先生的“蔘绥阁”藏书已移藏于温州图书馆，我将家移至图书馆附近，天天去借书看。二十五岁至二十九岁，我在严州第九中学任教。严州第九中学原来是座州府书院。我到学校，拿了钥匙，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打开看，发现一个藏书楼，里头尽是古书，真是喜出望外。尤其是，其中有涵芬楼影印二十四史、浙局三通啸园丛书，在严州得此，如获一宝藏！课余时间，我就在此地扎扎实实地读了几年书。有关唐宋词人行迹的笔记、小说以及有关方志，我几乎全看了。就这样，天天读书，天天将读书心得札入日记，直到三十岁前后，才逐渐试做专门学问。
    刻苦读书，积累资料，这是治学的基础。但是，究竟何时试手做专门学问较为合适呢？从前人主张，四十岁以后才可以著书立说，以为四十岁之前，“只许动手，不许开口”。这虽是做学问的谨严态度，而四十岁才开始专，却几乎太迟了。我自师校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未能继续升学，苦无名师指点，才走了一段弯路，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探索时间。我想，如果有老师指导，最好二、三十岁财就当动手进行专门研究工作。要不，一个人到五十岁以后，精力日衰，才开始专，那就太晚了。我见过一些老先生，读了大量的书，知识十分渊博，但终生没有专业，这是很可惜的。因此，在刻苦读书的基础上，还必须根据自己的情性、才学，量力而行，选定主攻目标，才能学有专长。
    最近几年，报上经常表彰社会青年坚持自学、著书立说的事迹，我看过深受感动。我也没念过大学，在自学的道路上，可以说与这些青年同志，有着相同的甘苦和希望。
    第一、买不起书怎么办？
    我当时，除了依靠图书馆，就是借和抄。因为得来不易，每一书到手，不论难易，必先计何日可完功，非迅速看完不可。同时，看过之后不是就此了事，而是坚持天天写日记。
    温州师校的国文教员张震轩先生曾对我说：“为诗学力须厚，学力厚然后性灵出。”在师校时读元遗山诗，我曾一首一首抄录下来，朝夕咏诵。以后作《白石歌曲旁谱辨》、札词例，也离不开“抄”的功夫。任何天才，都离不开后天的努力。在自学过程中，我利用各种机会抄书读书，为以后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二、没有名师指点怎么办？
    师校毕业时，我才十九岁。离开学校时，才更加觉得学生生涯的短促和宝贵。我多么渴望能有机会继续深造啊！
    第二年，南京高等师范开办暑假学校，我和几位同学前往旁听。如胡适之、郭秉文等新学巨子，当时都亲自为暑假学校开课。一个多月里，听了胡适《古代哲学史》、《白话文法》，梅光迪《近世欧美文学趋势》以及其它许多新课程，大开眼界。返回温州后，苦于失去进修机会，时时感到困惑。但是，在自学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许多老师，其中包括不会说话的老师。比如，我看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就以李氏为榜样，坚持写日记，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又比如，读《龙川文集》，便为陈亮平生抱天下志的大丈夫气概而感动，着意效法。同时，经常与同学朋友一起探讨，也大受其益。在温州任教期间，我先后参加了当时的诗社组织——慎社、瓯社。社友中如刘次饶、林鹍翔、刘景晨、梅雨清、李仲骞等，于诗学都有甚高造诣，经常与他们在一起谈论诗词，收获很大。我的诗词习作也开始在《慎社》杂志上刊载。
    为了争取名师指点，一九二九年（三十岁）冬，由龙榆生介绍，我开始与近代词学大师朱彊村老人通信。彊村老人对后进尽力栽培。我寄去的论词文稿，他都细心审阅，给我的鼓励极大。我的第一本专著《白石道人歌曲考证》，彊村老人亲为题签。彊村老人并约我“相访”。能有机会得到彊村老人的教诲，对于我这个由自学入门的词学爱好者说来，实在难得。那期间，直到彊村老人病逝为止，我们通了八、九回信，也见了面。我去求教时，老人十分诚恳地给予开导。老人博大、虚心，态度和蔼，这对于培养年青人做学问的兴趣，关系极大。至今这位老人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词学研究过程中，除了利用书信的形式各处求教，我还曾特地外出访师问友。近代文坛先辈吴梅、夏敬观、冒广生、蔡嵩云、陈匪石、马一浮等，我都登门拜访。对于词学同行，我都尽量争取向他们求教。当我闻知江都任中敏、南京唐圭璋于词学素有研究，就马上与他们取得联系，共同探讨问题。
    师友间相互切磋，对于研究工作帮助极大。有一次，龙榆生来信说，我作词专从气象方面落笔，琢句稍欠婉丽，或习性使然，建议多读清真词以药之。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深省。记得我二十岁时，作诗苦无元龙百尺楼气概，那时，我曾作六绝句以自警，其一曰：落笔长鲸跋浪开，生无豪意岂高才。作诗也似人修道，第一工夫养气来。
    三十岁时，我认为中国词中，风花雪月，滴粉搓酥之辞太多，词风卑靡尘下，只有东坡之大，白石之高，稼轩之豪，才是词中胜境。平时作诗词，专喜豪亢一派。经过几番探索，目审才性，觉得自己似乎宜于七古诗而不宜于词。我想，好驱使豪语，断不能效苏、辛，纵成就亦不过中下之才，如龙洲（刘过）、竹山（蒋捷）而已。但是，对于清真词，风云月露，甚觉厌人。因而，我觉得，此后为词，不可不另辟新境，即熔稼轩、白石（姜夔）、草窗（周密）、竹山为一炉。这就成为我几十年来作词的努力方向。
几十年来，我在学词方面如果说取得了点滴成就，这与师友间的互相启发，也是分不开的。
    此外，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既要多读书，又要力忌贪多不精。
    怕书多，读不了，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章学诚《文史通义》里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假年》（“假年”是用孔子“假我数年以学易”这句话），文章说：有人认为古代书少，后来书一代多一代，后人要把所有的书读完，就要有古代人几倍的年龄。章学诚批评这种人说：读书犹如饮食，如果有人要多住几十年吃光天下的好食物，这不是很狂妄可笑的吗？怕书多的，实是对学问没有入门的人。我们读文学作品，若是为了欣赏，并不要读许多书。若做专业研究工作，就是很大的图书馆，也只怕书太少。
    专家作研究工作怕书太少，而一般初学却不要贪多。近代扬州有一位《文选》学家李详，少年时家贫无书，却读熟了一部《文选》。古人说：“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其实这两句话是有因果关系的。案头书少，所以心头会多起来；案头书多，不能专精，心头的书便多不起来。但是，心头的书，乃是平时于案头积累起来的。看问题不可持片面观点。
    我在治学过程中，也常出现多与少的矛盾。师校毕业后，带着一股年青人的锐气，雄心勃勃，曾发愿研究宋代历史，妄想重新编写一部《宋史》，并且花了五、六年时间，看了许多有关资料，后来知道这个巨大工程决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方才放弃。但是，我又想编撰《宋史别录》、《宋史考异》，想著《中国学术大事表》等等。对于如何做学问，我常处在矛盾斗争当中，早晚枕上，头绪万千：专心治何业，始能不再旁鹜呢？常苦无人为予一决。经过反复探索，我发现了自己“贪多不精”的毛病，根据平时的兴趣爱好和积累，决定专攻词学。
    最后，谈谈如何做读书笔记。我依自己的体会把它概括成三字诀：“小、少、了”。
（一）小，是说用小本子记。我从前用过大本子做笔记，读书心得和见到想到的随时记在一个案头大本子上，结果不易整理，不易携带。后来读章学诚的《章氏遗书》，其中有一段讲到做读书笔记，说读书如不即做笔记犹如雨落大海没有踪迹。我就用此意把自己的笔记簿取名为“掬沤录”。我开始改用小本子，一事写一张，便于整理，如现行的卡片。苏东坡西湖诗曰：“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创作如此，写心得体会做笔记亦当如此，有用的知识才不致任其逃走。
（二）少，是说笔记要勤，但要记得精简些。做笔记要通过自己思考，经过咀嚼，然后才落笔。陆机《文赋》中有两句话：“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这是说做文章。我以为做笔记也应有“倾沥液”，“漱芳润”的工夫。如果不经消化，一味抄书，抄得再多，也是徒劳。顾炎武著《日知录》，自比采铜于山，往往数月只成数条，可见精练之功。这里，我所说笔记要记得少，是指每条的字数而言，条数却要记得多。每一个问题陆续记下许多条。孤立的一小条，看不出学问，许多条汇拢来，就可成为一个专题，为一篇论文。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都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三）了，是说要透彻了解。记下一个问题，应经过多次思考，要求作彻底的了解。有时要经过漫长时间才会有接近于实际的认识。浅尝即止，半途而废，便前功尽弃。所谓 “了”，就是要让所学到的东西，经过思考，在自己头脑里成为“会发酵”的知识。如果是思想懒汉，即使天天做笔记，也难有多大心得，因为那只能叫做“书抄”，叫做“知识的流水账”，严格说来，不配称为“读书笔记”。
    以上所谈是我在学词方面用的“笨”办法，所下的“笨”功夫，仅供青年朋友参考。